反社会的人

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是如何搞垮德国，而谁又在从中获利。

作者瓦尔特·伍伦韦伯在成为记者之前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政治和法律专业。《反社会的人》是其于2012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一经面世就成为当年德国最畅销的读物之一。作者在书中所呈现的德国社会不公正性虽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这些现象在德国国内早已是热门话题。与大量将焦点放在贫富差距上的社会讨论不同的是，本书的作者首先定义了德国社会中业已形成的两个新兴阶级，即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对这两个社会群体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作者提出了自己看似惊人的观点。他认为新兴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存在使德国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阶级实质上具有近乎一致的发展轨迹和表现特征。它们不但在德国社会运作过程中极力地逃避着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其生存形态给德国的普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负担。

瓦尔特·伍伦韦伯进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将讨论的重点转向了促成这两个阶级形成的原因，也就是德国经济中两个最庞大的产业：金融和社会救助产业。借助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对相关人员的采访，作者揭示了这两个产业依附于上层和下层阶级得到快速发展的事实。金融行业通过帮助上层阶级进行巨额财富的投机活动，不但使德国经济陷入巨大的危机，还让上层阶级这种纯粹依靠资本运作获益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社会救助产业则通过利用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漏洞，将大量的政府公共支出占为己有，从而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从业人员的巨型产业。本书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德国历届联邦政府在这两个产业的畸形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逐步解除对这两个行业的监管导致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引言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人们应当保持沉默。”正因如此，对于同时在德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发生着的巨大变化，至今无人展开讨论。对探讨对象的一无所知往往导致这类讨论在尚未开始时就注定夭折。作为社会凝聚力瓦解的前兆，下层乃至上层阶级纷纷退缩到各自的平行世界。而人们却一直在回避这一威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德国社会结构中的这两类人群知之甚少。

当然无知并不是唯一的障眼法，阻碍人们认识这个新兴阶级社会的还有习惯性思维。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早已不习惯以阶级来划分他们所处的社会。统一之前的东德人活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假象中。而西德人则相信当时的联邦德国正朝着“均质化的中产阶级社会”发展。“不管怎样大家都是中产阶级”这一观念在如今西德人的意识里依然根深蒂固。

对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的人民来说，认识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如今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显得缺乏经验。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狭隘的固着遮挡了他们的视线，使其难以察觉到德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变，因为这种转变首先就发生在德国下层和上层阶级中。

上层阶级是否仍然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担当着社会生产力的骨干角色？事实是那些过去的企业奠基人及开拓者早已完成转型，变成了纯粹的投资者。他们现在更喜欢在高风险的金融投资领域用资本获取更多的资本。德国的财富精英们也绝非像他们宣称的那样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恰恰相反，他们厚实的肩膀上仅仅承担着微不足道的税赋。维持国家日常运作的经济重任则转由辛勤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来承担。在过去十年中，上亿欧元的财富被转移到了金字塔的顶端。但为何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时至今日仍不为社会所察觉？这应当归咎于上层阶级在自身习性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受世人瞩目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权。不论是剧院里高高在上的包厢还是主席台的中间席位，显眼的位子总是属于位高权重的人。然而如今的上层阶级却更愿意生活在外人无从窥探的平行世界里。他们只会在互相之间展示其财富。在外界看来，德国的富人们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然而最近的金融危机却提醒了世人：少数极端富有者的贪欲已经威胁到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因此，不论上层阶级如何百般地抵制，其价值观和行为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探讨的主题。相对于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倒是活得不藏不掖。早在十年前，我成为了首批对这一新兴社会阶层进行报导的记者之一，并在之后的数年间对这个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大量的采访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下层阶级的印象仍停留在那些老生常谈、空穴来风的故事或是个别利益集团别有用心的不实宣传上。人们不会想到，物质的匮乏如今和下层阶级的日常生活根本扯不上关系，游戏机、智能电话、电脑和电视娱乐节目才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已战胜了匮乏的物质生活。德国的穷人可以说有的是钱。尽管如此，下层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却是真实且残酷的，而这种不公正性的根源及广度绝非“贫穷”一词所能概括。下层阶级被剥夺的是一种宝贵的社会参与性。较之金钱的匮乏，受教育机会的缺失才是下层阶级的主要标志。匮乏的教育机会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相关问题的根源，包括失业、健康以及抚养后代时的力不从心。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并非收入水平，文化上的差异才是横跨在两者之间的鸿沟。

绩效观念对于德国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不光是富足生活和优越社会福利的保障，更是德国价值体系的支撑。然而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却发展出了各自独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与主流社会的认同渐行渐远，这使得对生产绩效的追求失去往日的意义。因为对于以上两个阶级来说，工作所得并非其典型的经济来源。上层阶级通过毫不费力的资本投资获取财富，而下层阶级则基本依靠社会救济拨款来维持生活。有别于中产阶级，生产绩效对这两个生活在平行社会中的阶级来说丝毫不具备同等的意义。

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两个社会阶级的成员几乎已无法意识到付出劳动与获得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层阶级视成功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下层阶级则缺乏通过付出努力而获取成功的经历。这就使得各种缺乏诚信的手段在两个阶层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蓬勃发展的税收规避行业正在帮助上层阶级最大限度地逃避纳税。而下层阶级也在社会福利法规制度的丛林中发挥着自身的创造性，尽其所能地不劳而获。可以说，善于寻找和利用法律漏洞正日渐成为这两个社会阶层所共有的特性。而德国政府却在经济上资助了这种社会离心运动的发展。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在独自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其缴纳的高额税收既化解了财富阶层金融投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又保障了下层阶级坐享各种社会福利。他们既为有钱人的财富提供了保护伞，又承担着人人受益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以说中产阶级在同时供养着上层和下层阶级。

为了在金融危机中挽救德国经济，政府背负了总量足以再完成一次两德统一过程的巨额债务。同时税务局所征收的每5欧元税收中，就有1欧元流入了社会救助产业的账户。这两个行业无疑是德国经济中最大的吸金者。为此，社会救助产业正在庆祝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其发展速度达到了德国总体经济增长的七倍。同时，金融行业也在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繁荣期。货币供应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然而政府财政却从这些发展中一无所获，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巨型行业所享受的税收特权将它们从纳税义务中解放出来，得以将盈利最大程度地占为己有。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两个行业的发展曲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约而同地开始垂直攀升。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德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大规模地解除了对这两个行业的监管。近年来更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对金融和社会救助产业的控制。德国政府可以说彻底地向其势力举起了白旗。民主社会及其制度的意义在此被漠视，而纳税者也成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唯一角色。

第一章 上层阶级：富人只满足于富有

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并且选择法律或金融这类热门专业的人，取得高学历后进入知名企业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同时注重人脉的培养。他既能产生创意又具备执行能力，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受到自己积极的一面。这样的人接着就能受到提拔，在公司停车场拥有固定的车位。工作中自然也免不了与同事勾心斗角，才能得到下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他平时还必须生活节俭，购买人寿保险，签订住房互助储金合同，建造私人住宅，最终获得公司股份。而富人却知道，人们永远也不会通过这条途径变得富有。

承担最高的税率、保时捷跑车、香槟酒、大庄园、高尔夫俱乐部、私人游泳池、劳力士手表、周游世界、古奇、邮轮旅行、丹麦B&O音响、能享受专家治疗的私人医疗保险、高斯巴雪茄”、加入扶轮社，而富人却知道，真正的财富绝非这些东西所能代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生活的标准对于社会中下阶层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的时速驾驶、去国外度假、拥有家庭影院，这些在以前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拥有的体验如今的平常人也一样可以获得。之前作为奢侈象征的事物陆续进入了普通收入者的生活，这更导致了一种假象，即社会财富间的距离正在逐渐缩小。造成这个假象的还有一条德国人的黄金法则：“是什么人开什么车。”然而这条曾被视为阶层分界的铁律早已不再适用于如今的德国社会。为了能更准确地了解德国的财富阶层及其财富的规模，我们急需一种新的标准，并非汽车品牌，也不是度假目的地。为此，我们需要一张A4大小的纸，在竖版的方向每隔1厘米画一条线，每条线代表了50000欧元的财富，在画第20条线时就达到一百万欧元的标准。当线画到这张A4纸的顶端时大约代表了一百五十万欧元。如果所有的德国人都在代表自己财富水平的那条线上打钩的话，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只能打在这张纸的底部区域，也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任何财产。而几乎99%的人都能就自己拥有的财富在这张纸上找到对应的那条线。只有1%的德国人，其所拥有的财富使他们能跳出这张纸的范围，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在八十万到一百万左右。他们才是德国真正的财富阶层，他们手上掌握着真正的资本。

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这个A4纸标准来衡量德国人所拥有的财富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根据《经理人杂志》“所提供的德国财富排行榜，南部阿尔迪公司”拥有者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常年占据榜首，名下财产估计在170亿欧元左右。代表其财富的那条线该画在多远的地方呢？一米？十米？一百米？答案是3.5公里。也就是说99%的德国公民的财富可以表现在一张A4纸上，而想看到代表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财富的那条线则需要用望远镜才行。我们所使用的A4纸财富标准和国际上社会学研究者认同的标准极其相似，即所谓的“高净值个人，HNWI”，也就是除名下的不动产外所掌握净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的个人。而事实上根据实时汇率，拥有超过七十五万欧元资产的人其名下的不动产价值基本也会处于同样的规模。据“世界财富报告”统计，2011年德国人中拥有至少一百五十万欧元财富的高净值个人共924000位，他们是德国社会最富有的百分之一。

不为人知的上层阶级

在阶级意识极强的英国和法国，上层阶级理所当然地受到不间断地关注。而德国社会却与之相反，人们习惯于对财富阶层及他们的财富闭口不谈。任何关于个人财富的讨论会被立即贴上“妒忌话题”的标签。这足以让人对此类话题退避三舍，这也是德国社会至今对国内上层阶级缺乏认识的原因之一。谁要是不提问，自然得不到答案。然而有时问了也会得不到答案，所有尝试对上层阶级进行研究的科学家没准儿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达姆斯塔特工大的社会学家米夏埃尔·哈特曼敦授作为德国一流的社会精英研究者，长期对政治、政府、法律及经济界的关键人物进行研究”。在工作中他无奈地发现，没有哪个群体像财富精英们那样对有关他们的研究采取一概抵制的态度。而且越是有钱，抵制得越坚决。哈特曼教授说：“就算是我们这样的学者也几乎接近不了那群人。”对德国最重要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社会经济学调查》的研究者来说，被上层阶级拒之门外早就是习以为常的事了。通常只要是问及其财富的规模，访问就极有可能被终止。为此，该研究项目的学者们在多年前就把这个问题从问卷中去掉了。作为研究者之一的马库斯·格拉布卡·抱怨说：“我们对上层阶级知道的还太少了。”持相同意见的还有波兹坦大学’的教授、最具权威的经验社会学著作《德国的财富》作者沃尔夫冈·劳特巴赫，这位财富研究者承认：“我们对这个虽小但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的了解是肤浅的。”并将他们称作“躲在暗处的隐形群体”。而法兰克福的社会学教授西格哈特·内克尔“则直接对当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水平下了定论：“德国上层阶级目前就是一个研究空白。”

工资收入只属于门外汉

巨额财富的运作管理是金融行业中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服务门类，它保持着每年7%的增长点。在过去的20年里，令财富阶层欣喜若狂的巨大收益无疑要算理财经理人的功劳。这些为私人银行效力的理财专家满足了有钱人的最大梦想，那就是让财富自己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使该阶层的财富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于财富阶层来说，过去的20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金融危机加速了他们和其余社会人群之间的财富差异化。我们可以通过对收入情况的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提供的数据，德国国内的收入差异水平自1990年起开始加剧，且明显超过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差异水平。当90%的德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世纪之交有所减少时，占人口5%的上层阶级收入却增长了近15%。

向上的再分配

资本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平均，准确地说资本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收入分配的3倍。马库斯·格拉布卡证实了这点：“资本的集中程度在过去的几年中持续地增长。”米夏埃尔·哈特曼教授也得出了相同结论：“这几年里，最富有的那1%手中的财富得以明显地增加，其中的大部分集中在最最富有的千分之一手上。”

1970年社会全部财富的44%掌握在占人口总数10%的富人手中，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增长至66%。把社会财富比作蛋糕的话，又有两块蛋糕从多数人的盘子被分到了少数人的盘子里。这样的再分配涉及的数额巨大，如今德国的全部社会财富高达6.6万亿欧元，要是还按照1970年的比例再次分配的话，德国最富有的那10%就得吐出1.5万亿欧元。对其余90%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人均20000欧元的额外收入。若是在不同的时代，这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足以引发一场血腥的革命。

10%的人口支配着三分之二的财富。哈特曼教授表示，这里还存在着上层与最上层之间的差别。让我们从财富的金字塔往上看，最著名的那1%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财富，他们比社会中90%的人加起来还富有。但在近10年财富分配中的最大赢家只有大约80000人，也就是最最富有的千分之一。全德国社会财富的15%属于这80000人。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明白：

·其余90%的德国人拥有33.4%的财富。

·富有的10%拥有66.6%的财富。

·最富有的1%拥有35.8%的财富。

·最最富有的1%o拥有22.5%的财富。

看了这组数据谁要是已经觉得呼吸困难，那接下来的这个数字足以让人立刻窒息。以上的数据包含了所有的财富类型，如果把其中所有者自住的不动产去掉只计算金融资本的话，那最富有的5%就掌握着全德国75%的财富。

早先有许多学者相信渗漏效应，他们认为财富会从上层流经全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至下层，这意味着上层获益则所有人都将获益。渗漏效应因此为财富的不均匀分配提供了合法性。然而财富阶级似乎在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中间拉起了一张塑料薄膜。马库斯·格拉布卡说：“所有的研究表明，其他社会阶层什么也没从上层得到。”这种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变化是否正是上层社会退出公众视线的原因呢？面对财富分配游戏中的失败者，没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其面前耀武扬威，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继续蒙在鼓里。

隐蔽的享乐主义

马丁·哈尔德带我去了他朋友安德烈亚斯·穆尔库迪斯那里。他俩有着共同的客户群。只有知情者才认得安德烈亚斯的店，马丁开着他的保时捷从货车入口进入了柏林一座破败的建筑里，停在卸货区域内。在这个一楼的Loft里，所卖的商品都是安德烈亚斯亲自挑选的。儿童服装，由瑞士农妇手工编织，标签上是弗兰肯豪泽女士亲笔写的“出自弗兰肯豪泽女士”，没有标价。在另一个台子上摆着一双男皮鞋，当然是手工制作，但这鞋看起来就像是曾经有人穿着它走了一遍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一样。普通人估计都不好意思把它捐给红十字会。只有识货的人才知道这鞋的来历。马丁告诉我：“其中的信息只有知情者才能读到。而像阿玛尼、古奇、普拉达这些牌子只适合半吊子。”服装代表了身份，这句话到今天也不过时。但对于从前的上层阶级来说，向世人展示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如今他们的服装却发展成了一种暗号。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对于今天的上层阶级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黑尔格·阿亨巴赫的理论是：“财富并不能满足精神的需求，拥有10亿身家或者更多的人经常会感到孤独和恐惧。”而他则给这样的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满足，通过艺术品。收藏和展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被视为享受财富的高雅形式。在德国，谁要是花1000万欧元造了艘游艇，必然会被视为暴发户。但要是用同样的价格拍得一幅格哈德·里希特的画作，则成了艺术的促进者。艺术品收藏让富人可以在任意挥霍其财富的同时还能以富有修养的形象示人。

然而对艺术的理解和财富多寡之间却没有联系，黑尔格·阿亨巴赫也由此发展出了他的事业。他在德国被认为是艺术品咨询行业的发明者。他可以在有钱人购买某件艺术品时提供咨询，也能帮他们筹备一个收藏系列。几百年来，财富阶层身边总是不乏艺术品，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收藏就变得更为重要，而正是在同一时期，财富的地位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就会自动对艺术产生兴趣。黑尔格·阿亨巴赫必须先帮许多客户把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唤醒，然后塑造他们对艺术的品味。他声称，一些客户通过艺术收藏简直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

去政治化的上层阶级

当代来自经济领域的上层阶级则是去政治化的一群人。在他们中间弥漫着对国家政治制度及政治活动的蔑视。“在我们的圈子里没有谁愿意为国家出力，也没人会和媒体接触。”一位坚持不愿透露姓名的男爵对我说。该男爵的家族姓氏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的住所是一座位于德国南部的雄伟古堡，居住面积大约为1200平方米。通过观察男爵的家族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上层阶级在国家事务中的演变。直到17世纪，神职人员都是很受欢迎的职业。而在19和20世纪中，男爵的先辈们则通过出任部长、将军和议员来体现其政治上的显要地位。男爵本人也曾短时间涉足政界，而且还获得过地方议员的席位。然而政治这种需要赢得多数人好感的游戏对于他来说始终觉得陌生。“在政治中，人们要表现和证明自己，需要承担责任。而我们这样的人已经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了。”男爵说。因此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家族的传统，转而进入商界，但始终还是上层阶级。

精英工厂

曾几何时，受教育机会可以说是上层阶级特权的重要表现，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德国教育改革改变了这一情况。上层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中产阶级则通过优化后的教育制度迈开了奋力追赶的脚步。竭尽全力的中产阶级家长为了确保自己的后代能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条件，纷纷开始用肖邦进行胎教，一种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危机感正在财富阶层中传播开来，其根源来自全球金融风暴。长期以来，上层阶级已经习惯了坐享理财专家们为其巨额投资所带来的两位数的收益率。金融危机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其财富的安全性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可预知性同样严重威胁到了上层阶级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受到震惊后开始退缩不前。托马斯·派瑞将上层阶级的这种应激反应称为“搁浅”，对其的描述可概括为：一种对周边可控区域更为强烈的固着，这种可控区域主要包括家庭和所属社会阶层，其共同特点是私密、熟悉和可预见性。因此，上层阶级的目光更大程度地转向内部，自身成了他们唯一的参照物。外部世界则越来越多地被其视为威胁。

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对于上层阶级来说。社会学教授西格哈特·内克尔总结说：“上层阶级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变得越发明显，保持社会阶级间的距离对其来说也越来越重要。”百万富翁们为了避免与穷人接触纷纷逃进了他们的平行世界。关于这个平行世界的例子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上层阶级偏爱会员制的俱乐部，而非传统的各类民间协会。他们几乎从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即使和高收入者一起乘坐航班的商务舱对他们来说也是不能忍受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2004年至今德国的私人飞机拥有量翻了一番。连汉莎航空公司都瞅准了其中的商机，开始接受私人航班的预定。婚姻问题研究者指出：上层阶级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门当户对的联姻。那个集团总裁和接上学到东西，但赫伯特·亨茨勒表示，为政府所做的工作让他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新思考。这个咨询委员会旨在从资金及技术的角度帮助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难题。从前像赫伯特·亨茨勒这样的人是绝不会站在政府的立场思考的，甚至会为这些难题与政界展开激烈的辩论。可惜这位前高级经理人直到退休后才发现税收的重要性：“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有许多只能依靠税收收入来实现。为此，我现在甚至赞成国家提高税收。”

退入平行社会

“让所有人接受教育”曾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一项宏大的政治计划。对于一些勤奋的德国人来说，在大约20年中教育确实使其在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的提升成为可能。然而2000年进行的第一次PISA测验的结果却表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在教育资源上偏袒家境优越的学生。家庭背景自始至终决定了一名学生在德国教育体系中所受到的待遇。除了留在大学任教外，博士学位是人们在德国教育系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如果说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今后的人生将一帆风顺，对于像法律、工程和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就更是如此。米夏埃尔·哈特曼教授对这些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行跟踪研究后发现：来自上层阶级的博士进入企业高级管理层的机会是中产阶级出身同等学历者的3倍。

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早已不是通向顶层的阶梯，社会中的上升通道最多只能到达中产阶级。尽管如此，教育却显得比之前更加重要。因为对于99%的德国人来说，受教育虽不能保证飞黄腾达，但却是唯一能够避免其现有社会地位下降的途径。教育的首要意义如今变成了经济状况的保障。而在德国国内的中学和大学里刻苦学习的中产阶级后代明显高估了教育能够带来的机遇。相反上层阶级知道，想加入上层阶级这个俱乐部并不需要过人的学历。一位人力资源管理者说：“成绩对我们来说不重要，而形象、自信心和行为举止才是关键因素。”在她的名片上印着德国区首席运营官，此次的目的是为－－家投资银行招揽高级管理人员。这位女士希望能在欧洲商学院有所收获。欧洲商学院作为一所德国私立高校，在国际和国内的同类学校排行中都名列前茅，被视为金融行业的精英工厂。学院每学期的学费为6000欧元。虽说不是牛津或哈佛大学，但它属于德国最好的大学。

过于集中的财富意味着危险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对于上层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凭借其对金融行业历史中的泡沫经济与银行危机的研究闻名于世。在他看来，上层阶级非但不是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者，反而是一种危险因素。财富阶层是金融行业历史上所有灾难的制造者。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一旦少数人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财富，就会引发灾难。

不光是今天的富人被认为有杰出的能力。加尔布雷思纵观历史后发现：人们在所有的时期都愿意相信，谁要是占有的财富越多，其社会及经济地位就越牢固，也越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聪明的头脑。金钱还会被用来衡量所创造的价值，财富越多，其所创造的价值和运用的才智就越多。对于加尔布雷思来说，将财富与才智相提并论更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虽然加尔布雷思已于2006年去世，但其关于历史的见解仍可以被运用到对当代德国社会的研究中。上层阶级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米夏埃尔·哈特曼教授通过对德国大型企业中最高领导层的调查发现：其中80％的人来自社会中最富有的那5%的家庭，其中的一半更是属于最最富有的那千分之一。可见，才能或资历并非是成为企业管理者的依据，家庭背景才是真正的选拔条件。而相应的工作收入对财富阶层来说简直就是零花钱，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高净值个人并不从事任何职业。沃尔夫冈·劳特巴赫认为这些人属于德国社会中不劳而获的群体，其财富的快速增长并非辛勤工作的结果。金融市场是其进行财富积累的主要手段。而通过高明的资本运作让财富成倍增长充其量只能算是理财专家的劳动成果，上层阶级只不过是提供了资本而已。来自《社会经济学调查》(SOEP)、汉斯·伯克勒基金会及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等多个机构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这个结论。社会学教授西格哈特·内克尔还观察到了商界精英如何从昔日带有中产阶级兢兢业业特点的群体转变为如今的经济机会主义者。正如劳特巴赫所指出的：当人拥有巨额财富时，金融市场上机会主义的博弈为其带来的回报比辛勤工作丰厚得多。相对于普通的工作收入，这种毫不费力的资本收益更能代表上层阶级的身份。在德国只有5%的人属于直接股东，而股市中的投机行为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本来分散风险的人，也就是其余95%的德国人并不可取。可见，资本收益其实是上层阶级的特权。

从企业家变为投资者

然而将自己毕生经营的企业托付给下一代早已不是那些老一辈创业者的唯一选择。正有越来越多上了年纪的企业所有者向豪克·奥夫豪泽私人银行的米夏埃尔·施拉姆就出让企业一事进行咨询。“企业中的世袭观念正迅速消除。”他说。托马斯·派瑞对此和施拉姆持有一致的看法：“理想的情况中子孙们有朝一日能接手并承担起家族企业，在现实里已不再是常态。”那些在财富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于备受压力的企业领导者一职已失去兴趣。而老一辈财富阶层不但对此表示理解，更乐意为其后代安排好今后衣食无忧的生活。没有责任和压力的财富显然要美好得多。当托马斯·派瑞向那些财富阶层问及其今后的目标时，他得到的最多回答是这样：保持健康、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探索、创造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以及在私人生活中寻找一片净土。

原先注入企业中的资金现在则被交给私人银行的专家们去经营。投资经理们所提供的全球化投资策略使新一代财富阶层从此不必再为企业利润担心。企业家从此变成了投资者。作为资本家的他们出售了曾是其财富基础的生产资料。组织企业进行生产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相对而言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行业则是一种消极行为。财富阶层正从国民经济的积极建设者转变为消极的寄生群体。然而上层阶级仍孜孜不倦地将自己视为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群体。托马斯·派瑞在他的采访研究中把这称为“自以为是的自我认识”。尽管如此，上层阶级的世界中除了坐享其成者，总还是存在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通过努力奠定了其财富地位。

想自己创业，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创业者在没有足够存款的情况下就只能向银行贷款。创业者是否能够迈出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判断。在2011年中，位于波恩的中产阶层研究机构对个人创业行为进行了统计。德国当年400000起注册创业行为中，有380000起最终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成功创业的难度。最普遍的创业原因并非绝妙的生意点子，却是因为生活所迫。许多长期失业者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萌发创业的想法。而一旦创业失败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这些人能做的就只有宣告破产。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们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签手机协议和新的租房合同。这意味着破产者失去了其经济存在性，前景一片渺茫。德国对经济上的失败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在中产阶层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出身财富阶层者的首次创业行为则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数据。上层阶级家庭很乐意出资帮后代解决像启动资金这样的小问题，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实现其创业想法的良好开端。尽管受过最好的教育，上层阶级的后代也不一定能一次成功。这也没关系，只要该家庭对其后代有信心，不断地为他们创造机会，这些创业者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总能千出点名堂来，也就成了所谓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

现在是时候对前面所说的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个问题：上层阶级对于公众社会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既不是领导阶层，又不具备任何道德层面的导向性。他们将自己与社会公众生活隔离开来，国家政治舞台上也鲜见他们的影子。他们并非促进政治、学术或文化发展的动力，而这个阶级所自我标榜的生产力推动者形象也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们甚至不愿再担负起将其家族企业经营下去的责任。上层阶级所感兴趣的就只有一件事情：获取利益，金钱是他们的唯一。富人只满足于富有。

机会均等的童话

除了默认的态度，德国社会显然对上层阶级没有任何期待与要求。无论是否违背了业绩社会的基本准则，上层阶级从不需要对其财富的合理性做出解释。对于在其他社会阶层辛勤工作的人来说，创造业绩所换来的相应回报为其在社会上升通道中向财富阶层靠拢提供了可能性。社会中财富拥有者的更替非但无须带有革命性质，而且应该是一个业绩社会的常态。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均等性作为重要的特征，可以用来衡量每个业绩社会。

汉堡市阿尔托纳区综合医院的妇幼中心产房内，成排的新生儿们还带着母体的温度。这时候的他们似乎全都一样，没有身份差别，没有高低上下之分。没人能够知道他们其中谁将成为法官和企业主，而谁又将是小职员、部门经理或是失业者。人生在最初的时刻似乎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然而命运的骰子其实早已投下。距医院不到百米的7号高速公路将阿尔托纳的蓝领居住区与全德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社区之一艾尔贝区分隔开来。当母亲带着新生儿出院回家时，每个孩子的命运就已清晰可见。在德国，阶级属性决定了每个人今后的发展机会。你父母是谁决定了你将是谁。

对所有的社会而言，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机会只能说是天方夜谭。但对于德国来说，从维利·勃兰特任总理的时代起，改善机会均等的情况已经成为德国政界的目标。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在人生中获得成功。克劳斯·冯·多纳尼作为维利·勃兰特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曾为此付出努力，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改善机会均等性的事业上，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

但为何格哈德·施罗德作为一个清洁女工的儿子能官至德国总理？而他的副手约施卡·费舍尔在高中都没毕业的情况下成为了外交部长？不同于经济界，政界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相对于出身背景，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是获得成功的保证。谁若想在政坛出人头地就必须做好卧薪尝胆的准备，这也是投身政治对于财富阶层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施罗德和费舍尔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德国社会流动性的黄金时期，社会地位的升迁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相对容易实现。这代人的父辈在二战中大批阵亡，以至于年青一代能够提前取代其父辈在社会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高速增长的德国经济需要每个人的力量，甚至小学毕业生在有段时间内也能够进入企业管理层。米夏埃尔·哈特曼教授认为：当市场条件优越时，下层阶级也将从中受益，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当市场形势低迷时，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则在社会竞争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充满机会的60和70年代对于所有社会阶层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在婴儿潮到来之前就已经成为过去，但其影响力在德国社会却久久挥之不去。很多德国人依然对机会均等的童话深信不疑。

柏林科学中心的赖因哈德·波拉克受海因里希·波尔基金会的委托对机会均等性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将德国社会流动性情况与其他国家对比得出结论：德国在该项对比中体现出了极小的社会流动性。换句话说，几乎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像德国一样，对社会流动机会的分配如此不公平。财富研究专家沃尔夫冈·劳特巴赫将德国称为一个“凝固的社会”。社会学教授西格哈特·内克尔则相信：社会流动性的作用正在被家庭出身取代。人们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再封建化，财富阶层就是德国新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