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Async 的 Tips

注意，不要过度，我们不必要太过迁就和顺从任何人。

人们不会珍惜轻易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爱。

爱是一门艺术

爱重要的是能力

如果爱是一门艺术，那就要求人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

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

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而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段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

而男女都喜欢采用的方式则是使自己具有文雅的举止，有趣的谈吐，乐于助人，谦虚和谨慎。

为了使自己值得被人爱而采用的许多方法与人们要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所采用的方法雷同，即都是“要赢得朋友和对他人施加影响”。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值得被人爱”无非是赢得人心和对异性有吸引力这两种倾向的混合物而已。

产生在爱这件事上一无可学这一看法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他们认为爱本身十分简单，困难在于找到爱的对象或被爱的对象。

一些事实：

• 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等价交换。

• 人们往往把这种如痴如醉的入迷，疯狂的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而实际上这只是证明了这些男女过去是多么地寂寞。

要认识爱情是一门艺术。人们要学会爱情，就得像学其他的艺术——如音乐，绘画，木工或者医疗艺术和技术一样的行动。

爱情理论

一、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

爱情的每一个理论必须要以人的理论、人的生存理论为前提。我们所能看到的动物的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动物身上类似爱情的东西，主要是动物的一部分本能。在人身上只能看到这一本能的残余。人的存在的根本要点是人超越了动物界，超越了本能的适应性，脱离了自然——尽管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

经历过孤寂的人必然会有恐惧感。实际上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世界把我淹没，而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同时孤寂还会引起羞愧和负罪的感觉。

因此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人在达到这一目的过程中的完全失败就会导致人的疯狂，因为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因为他与之隔绝的世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天地，实现人类的大同。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的范围则取决于人所达到的个性的高度。在一个孩子身上，“我”字几乎还没有形成。每个孩子都同母亲融为一体，只要母亲在他身旁，他就不会有孤独感。他的孤独感通过母亲的存在，同母亲的乳房和肌肤的接触而得到和缓。一直到孩子发育到产生孤独感和个性这个阶段，母亲的存在才不足以消除他的孤独感，他必须以其他的方法克服这种孤独感。

人类在孩提时代几乎是以同样的方式体验与大自然的和谐。大地、动物和植物完全是人的世界。人把自己看作和动物完全一致，这表现在人装扮成动物以及崇拜图腾或其他的动物神。但人类越脱离原始的纽带，就越疏远自然世界，就越要寻找摆脱孤独的途径。

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途径是不同形式的纵欲。例如自我引起——或借助于毒品——的恍惚状态就是一种形式的纵欲。

就是最穷的罗马人也能自豪地说我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和罗马帝国就是他的家，他的祖国和世界。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同一组人结合仍然是克服孤独感最常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个性。如果我与他人完全一样，我的感情、思想与他人一致，我的衣着、习惯和看法都与这一组人的楷模看齐，我就可得救，就不会再经历可怕的孤独。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今天“平等”指的是机器——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一个模式”而不是“统一”。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是做同样的工作、寻求同样的享受，读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模式。

现代社会鼓吹实现非个性化的平等理想，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人——原子”，这些人原子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汇集起来也能毫无摩擦地顺利地发挥作用，他们都服从同一个命令，尽管如此，每个人却都确信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就象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要求产品规格化，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的规格化，并把这称为“平等”。

通过同一化达到人与人的结合既不是强烈的也不是激烈的过程，而是按照一个刻板的公式十分平静地进行。

我们是把爱情看作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成熟回答，还是指爱情的不成熟形式，也就是人们称为共生有机体的结合呢？下面我只是把前者看作是爱情，但我们的讨论却要从后者开始。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生物楷模是怀孕的母亲同胚胎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两体，又是一体。他们生活在一起(共生)，他们相互需要。胎儿是母亲的一部分，并从她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母亲就是他的世界。她抚养和保护胎儿，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因胎儿的存在而得到一种升华。在生理性的共生有机体的结合中，两者的身体互不依赖，但在心理上却相互依赖。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消极形式是服从——医学名词就是被虐癖。有被虐癖的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的引导者、启示者、保护者的一部分使自己摆脱孤独和与世隔绝感。保护者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保护者他就无法生存。不论保护者是人还是神，总之他的威力超越一切。他主宰一切，而自己什么也不是，被虐淫者必须成为其保护者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分享保护者的伟大、威力和安全。被虐淫者从来不作任何决定和进行任何冒险，他从不孤独，但也决不独立。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诞生。在宗教的语言中把崇拜的对象称为偶像，而被虐淫者对其保护者的崇拜超过了对偶像的崇拜。这种崇拜可以同生理要求和性要求相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被虐淫者的服从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是一种与全身有关的生理需要。另外还有屈服于命运、疾并有节奏感的音乐或者屈服于由吸毒和催眠状态引起的极度兴奋等病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犯病的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把自己成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工具；从而使他不用对生存的问题作出独立的和自由的回答。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积极形式是控制另一个人——与被虐癖相应的医学名词是施虐癖。施虐淫者就是通过把另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摆脱孤独，他吞并他的崇拜者，从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就象被他控制的人脱离不了他一样，施虐淫者也离不开他的崇拜者，双方都不能失去对方。区别只在于——施虐淫者命令、利用、损害和欺压对方，而对方则乐于被他左右。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似乎他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从更深的意义来看他俩的区别不比他俩的共同点重要，他俩的共同点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双方都失去其独立性行完整性。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确定一般来说一个人会根据不同的对象作出施虐癖和被虐癖的反应。希特勒对其他人首先是施虐淫者，但面对他的命运、历史和自然的“威力”作出的却是被虐淫者的反应。

同共生有机体结合相对立的是成熟的爱情，那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人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结合。爱情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但同时又使人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在爱情中出现了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却依然保持两体的怪现象。

如果我们说，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我们就会遇到“积极的活动”这个词有双重意义的问题。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一般就是指人们通过付出劳动改变现存状态的行为。所以经商的人，学医的人，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做椅子的木匠或者运动员都是积极活动的人。他们活动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外部的目的。但这里我们都没有考虑产生积极性的根源。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有的人由于内心极度的不安或者孤独而狂热地工作，有的人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是一种狂热、一种热情的奴隶，而他的“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性”，因为他是受外力的驱使。他是一个受苦的人，而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一个坐在椅子上沉思默想、观察和体验自己以及自己同世界关系的人看作是“消极的”，因为他什么也不“干”。实际上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禅坐是最高的积极性，是灵魂的积极性，只有那些内心自由和独立的人才能做到这点。“积极的活动”这一概念的一个意义，也就是现代应用的意义是指为了达到外部的目的而付出努力。这个词的另一个意义是运用人的蕴藏在内部的力量，不管是否达到外部的变化。斯宾诺莎精辟地解释了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他把情绪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分成“行动”和“狂热”。如果一个人是在积极的情绪支配下行动，他就是自由的，是情绪的主人。如果他是被一种消极的情绪所支配，那他就是受外力驱使者，是他自己都不了解的动机的对象。这样，斯宾诺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美德和控制自己是一回事。妒忌、野心和每种形式的贪婪是热情和狂热；相反爱情是一种行动，是运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发挥，而且永远不会是强制的产物。

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一般来说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来表达，即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

什么是“给”？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实际上却很复杂并有双层意义。十分流行的误解是把“给”解释为放弃，被别人夺走东西或作出牺牲。一个性格还没有超越接受、利用或者贪婪阶段的人对给的理解就是这样。一个“重商主义”的人也准备给，但一定要通过交换。只“给”而没有“得”对他来说就是欺骗。那些基本上是非生产性性格结构的人则会有一种被别人拿走东西的感觉。因此这种类型的大多数人拒绝给予别人东西。而有些人却又把“给”变成一种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认为，正因为“给”是痛苦的，所以应该这么做。给的美德就是准备牺牲，对他们来说，“给”比“得”好这一准则就是意味着宁可忍受损失也不要体验快乐。

有创造性的人对“给”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体验到生命力的升华使我充满了欢乐。我感觉到自己生气勃勃，因而欣喜万分。“给”比“得”带来更多的愉快，这不是因为“给”是一种牺牲，而是因为通过“给”表现了我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把这一原则用来解释各种特殊的现象，就不难认识这一原则的有效性。最基本的例子可以在性范畴里找到。男子性行为的最高峰就是一种给的行为：男子把自己的性器官交给女子，在达到性高潮的一刹那，他把精液给予对方。只要他不是阳痿，他就必须这么做。如果他不能给，他就是阳痿。女子也是如此，只不过表现形式复杂一点罢了。女子交出自己，她打开通向女性内部的大门，在接受的同时她也给予，如果她没有能力给，而只能得，她就是性冷淡。在女子身上给的行为还表现在她作为母亲的作用上。她把她的养料给予她肚中的胎儿，后来又给婴儿喂奶和给予母体的温暖。对女子来说不能给是极其痛苦的。

在物质世界范畴内给是财富。不是拥有财物的人是富裕的，而是给予他人东西的人才是富裕者。害怕受到损失的吝啬鬼，不管他拥有多少财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贫穷和可怜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予他人的人却是富有的，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只有那些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人才不能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但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衡量有没有足够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既取决于人的实际财产，也取决于人的性格本质。众所周知穷人往往比富人更愿意给。尽管如此，超过一定限度的贫困往往使许多人无法给，恰恰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懊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穷人的贫困，同时也是因为穷人被剥夺了给所带来的欢乐。

但给的最重要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所具有的特殊范畴。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他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地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在给的行为中诞生了新的东西，给和得的人都会感谢这新的力量。这一点表现在爱情上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马克思极其优美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如果你以人就是人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为先决条件，那么你只能用爱去换爱，用信任换取信任。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能促进和鼓舞他人的人。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是你真正个人生活的一种特定的、符合你的意志对象的表现。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有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

不仅在爱情上“给”意味着“得”。教师向他的学生学习，演员受到观众的鼓舞，精神分析学家通过治愈他人的病而治愈自己的病也都如此，先决条件是给的人不应该把对方看作是他帮助的对象，而应该同对方建立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紧密关系。

有没有能力把爱情作为一种给的行为取决于人的性格发展，这一事实似乎没有必要加以强调了。取得这一能力的先决条件是人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性倾向。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就克服了他的依赖性、自恋性（“自恋”这一概念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把人的自我欣赏叫做“自恋”，他认为，“自恋”必先于他恋，这主要表现在儿童把与生俱来的里比多（指心能，尤其是性本能的能）用到自己身上。——译者注）以及剥削别人的要求，并能找到对自己的人性力量的信赖以及达到目的的勇气。如果缺乏这些特点，人们就害怕献出自己，也就是害怕去爱。

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在母爱中关心的要素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有一个母亲拒绝给孩子喂食、洗澡和关心他身体的舒适，那么无论这位母亲如何强调她对孩子的爱，也不会有人相信她。但如果她关心孩子，她的爱就令人可信了。对动物和植物的爱亦是如此。如果有一位妇女对我们说她很爱花，可是我们却发现她忘记浇花，我们就不会相信她说的话。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爱情的这一要素在《约拿书》中得到很美的描绘。上帝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向那里的居民宣布，如果他们不改邪归正，他们就将受到惩罚。约拿却不愿行使这一使命，他逃跑了，因为他担心尼尼微的居民将会悔过，从而求得上帝的宽恕。约拿是一个执法从严的人，但不是一个爱人之人。在他逃亡的路上，他发现自己躲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这条大鱼象征着隔绝和监禁，正是由于约拿缺乏仁爱和恻隐之心，所以才被送到这儿。上帝拯救了他，约拿去到尼尼微，向那里的居民宣告上帝的话，这时正如约拿担心的那样，尼尼微的居民回心转意，虔诚忏悔，上帝原谅了他们，答应不使全城覆没。约拿大为不悦和失望，他要看到“正义”，而不是仁爱。最后他坐在一棵树的阴影底下重又找回失去的安宁。这棵树本是上帝让它长高，好替约拿遮挡灼热的阳光。这时上帝却让这棵树枯死了，约拿十分沮丧，埋怨上帝。上帝回答说：“你为那棵一夜长、一夜死的树惋惜，虽然你既没有栽活它，也没有关心它。为什么我就不能惋惜尼尼微城内那十二万好坏不分的居民和那许许多多的动物呢？”上帝向约拿解释道，爱的本质是创造和培养，爱情和劳动是不可分割的。人们爱自己劳动的成果，人们为所爱之物而劳动。

关心和关怀还包括爱情的另一方面，即责任心。今天人们常常把责任心理解为是义务，是外部强加的东西。但是责任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一件完全自觉的行动，是我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有责任”意味着有能力并准备对这些愿望给予回答。约拿对尼尼微的居民没有责任心，像该隐一样，他同样会提出这一问题“难道我应该是我弟弟的看守吗？”。一个爱的人的回答是，我兄弟的生命不仅与他自己有关，而且也同我有关。我应对其他的人负责就像对自己负责一样。这种责任心在母子关系中主要表现在母亲对孩子生理上的要求的关心。在成人之间则也包括关心对方的精神要求。

如果爱情没有第三个要素：尊重，那责任心就很容易变成控制别人和奴役别人。尊重别人不是惧怕对方。尊重这个词的出处就是有能力实事求是地正视对方和认识他独有的个性。尊重就是要努力地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因此尊重决无剥削之意。我希望一个被我爱的人应该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为了自己去成长、发展，而不是服务于我。如果我爱他人，我应该感到和他一致，而且接受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以便使我能把他当作使用的对象。只有当我自己达到独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即不想去控制和利用别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才成为可能。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会有爱情，正像在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中唱的那样“爱情是自由之子，永远不会是控制的产物”。

人们只有认识对方，了解对方才能尊重对方。如果不以了解为基础，关心和责任心都会是盲目的，而如果不是从关怀的角度出发去了解对方，这种了解也是无益的。了解的方式多种多样。成为爱情一要素的了解是要深入事物的内部，而不是满足于一知半解。我只有用他人的眼光看待他人，而把对自己的兴趣退居二位。我才能了解对方。譬如：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在生气，即使他自己不表露出来。但我还可以更进一步地去了解他，然后就知道，他很害怕和不安，他感到孤独和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我就明白他的生气只是他内部更深的东西的反映，这时我眼中的他不再是一个发怒的人，而是一个处在恐惧和惶恐不安之中的受苦的人。

了解同爱情还有另一个基本的关系。希望同另一个人结合以逃避自我孤独的监禁同另一个完全符合人性的愿望有紧密的联系，那就是认识“人的秘密”。生命从其纯生物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奇迹和秘密，而在人的范围内每个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一个不可解答的秘密。我们认识自己，但尽管作了一切努力还是不认识自己，我们认识他人，但我们还是不认识他们，因为我们和他们都不是一回事。我们越深入我们生命的深处或另一个人的生命深处，我们离认识生命的目标就越远。尽管如此，我们不能阻止这种深入了解人的灵魂的秘密、了解人的核心，即“自我”的愿望将继续存在。

有一种可以认识这一秘密的令人绝望的可能性——那就是拥有掌握对方的全部权力，利用这种权力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让他按照我的意志去感受，去思想，把他变成一样东西，变成我的东西，我的财产。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施虐淫者的极端作法，施虐淫者要求并能使一个人受苦，他折磨和迫使那个人泄露他的秘密。要求发现人的秘密是恣意暴行和破坏狂的基本动机。艾萨克——巴比尔(艾萨克——巴比尔(1894——1941)，苏联作家。——译者注)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摘引俄国国内战争时一个军官的话，这个军官刚刚把他过去的主人踩死。军官说：“用一颗子弹——我想说——用一颗子弹只能把这个家伙干掉……开枪是永远不能深入他的灵魂，到达他作为一个人和有灵魂的地方。但我毫无顾忌，我已经不止一次踩死敌人，每次都超过一个小时。你知道吗——我想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天天遇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在孩子身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条通向知识的捷径。孩子随手拿起一样东西，把它弄坏，以便认识这样东西。譬如他抓到一个蝴蝶，就很残忍地把翅膀折断，他要认识蝴蝶，迫使它交出自己的秘密。在这儿残暴有一个较深的动机：那就是希望认识事物和生命的秘密。

认识秘密的另一条途径是爱情。爱情是积极深入对方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我希望了解秘密的要求通过结合得到满足。在结合的过程中，我认识对方，认识自己，认识所有的人，但还是“一无所知”。我对生命的了解不是通过思想传导的知识，而是通过人唯一可以使用的方式——通过人与人的结合。施虐癖的产生是为了了解秘密，但却一无所得。我把一个生命一块一块的解体，我所能达到的就是这一生命被破坏。只有爱情才能带给我知识，在结合的过程中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爱情中，在献身中，在深入对方中，我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我们双方，发现了人。

德尔斐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表达了我们要求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愿望。这是全部心理学的渊源。因为这一愿望是要认识完整的人，认识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所以通常的知识，由思想传导的知识不能满足这一愿望。即使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比现在高出一千倍，也不可能深入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对自己是一个迷，别人对我们来说也永远会是一个迷。达到全部了解人的唯一途径是思想上的认识，也就是心理学的知识是实现通过爱情达到全面了解的一个条件。我必须客观地去认识对方和自己，以便使自己能够看到对方的现实状态或者能够克服幻想，克服我想象中的被歪曲了的他的图像。我只有客观地认识一个人，我才能在爱中了解他的真正本质。

另外我们还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靠智力来了解人和宇宙的秘密，但可以通过爱情去把握它。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局限性。就像神学的逻辑结论是神秘主义，心理学的最终结论就是爱。

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是相互依赖的。在成熟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些态度的集中表现。成熟的人就是指能够创造性地发挥自己力量的人。成熟的人只想拥有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放弃了获取全力和全知的自恋幻想，并有一种谦恭的态度。这一态度的基础是他内心的力量，单单这股力量就能使他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的劳动。

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

母爱就其本质来说是无条件的。母亲热爱新生儿，并不是因为孩子满足了她的什么特殊的愿望，符合她的想象，而是因为这是她生的孩子。（我在这里提到的母爱或者父爱都是指“理想典型”，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提到了的或者荣格的原型意义上的理想典型，而不是指每个母亲和每个父亲都以这种方式爱孩子。我更多的是指在母亲和父亲身上体现的那种本质。)无条件的母爱不仅是孩子，也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渴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欢乐，也许会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人们害怕这种爱会消失。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会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蒂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鉴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牢牢地保留着对母爱的渴求，是不足为奇的。大多数的孩子有幸得到母爱(我们以后再谈在什么程度上得到母爱。）而成人身上的这种渴望更难得到实现。在令人满意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渴望始终是性爱的一个成分；但也经常出现在宗教形式，或者更多的是出现在神经病形式中。

同父亲的关系则完全不同。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渊源。在最初几年内孩子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个阶段父亲的作用几乎无法同母亲相比。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

同父亲作用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作用。随着私有制以及财产由一个儿子继承的现象出现，父亲就对那个将来要继承他财产的人特别感兴趣。父亲总是挑选他认为最合适的儿子当继承人，也就是与他最相像，因而也是最得他欢心的那个儿子。父亲是有条件的爱。父亲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正如同无条件的母爱一样，有条件的父亲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父爱必须靠努力才能赢得，在辜负父亲期望的情况下，就会失去父爱。父爱的本质是：顺从是最大的道德，不顺从是最大的罪孽，不顺从者将会受到失去父爱的惩罚。父爱的积极一面也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与母爱不同，父爱可以受我的控制和努力的支配。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如果人不是这么发展就会导致神经玻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儿详细解释我的这一观点，只能简单扼要地提一下。

譬如造成神经病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男孩有一个十分慈爱，却又很娇惯他的母亲，同时又有一个性格懦弱或者对孩子不感兴趣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小男孩会牢牢地抓住同母亲的联系，发展成为一个十分依赖母亲的人。这种人往往孤立无援，需要得到保护，不可能获得父亲的一些特点：如纪律、独立性和驾驭生活的能力。他就会企图在所有的人身上寻找“母亲”的形象，有时在妇女身上，有时在有权威的男子身上。反之，如果母亲性情冷淡、麻木不仁或者十分专制，孩子就会把对母爱的需要转移到父亲身上，就会变成单一的向父亲方向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只服从于法律、秩序、权威的原则，却没有能力希望或者得到无条件的爱。如果他的父亲很有权威，同他的关系又很密切，就更会加强他的这一发展。其他的调查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某些神经病形式，如强迫性神经病同患者的单一父亲联系有关，而另一些病状，如歇斯底里、酗酒，不能面对现实生活和厌世则是同母亲的单一联系所致。

三、爱的对象

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殊的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态度决定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只爱他的对象，而对其他的人无动于衷，他的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共生有机体的联系或者是一种更高级意义上的自私。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爱情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专爱一个人就是强烈爱情的证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一错误的结论。正因为人们不是把爱情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灵魂的一股力量，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找到爱的对象就行，别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可以把这一态度同想画一张画的人作一比较：这个人虽然想画画，但他不是去学绘画这门艺术，而是强调他首先要找到他愿意画的合适的对象。如果他找到了这么一样东西，他也就能画了。如果我确实爱一个人，那么我也爱其他的人，我就会爱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应该可以说：“我在你身上爱所有的人，爱世界，也爱我自己。”

认为爱情是一种同所有人相关，而不是只关系一个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同形式的爱情在爱情的对象方面没有区别。

1、博爱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作者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

2、母爱

虽然对母亲的动机各有解释，但最重要的动机是我们称之为“超越自己”的追求。这一追求属于人的最基本要求，并以人的觉悟和下列事实为基础：即人对自己的纯生物作用不满，他不能忍受自己仅仅是被扔进这一世界的小卒。他一定要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能超越处于被创造者消极地位的生命。满足这一要求有许多可能性，最自然和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母亲对自己创造物的关怀和爱。在孩子身上母亲超越了自我，她对孩子的爱使她的生活产生新的意义。(正因为男子不能通过生育来满足超越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只能通过用双手创造物体和创造思想来证明他的创造能力。)

但是孩子必须长大，必须脱离母体和母亲的乳房，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母亲的真正本质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也关心母亲和孩子的分离。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母爱和性爱的区别。在性爱中两个迄今为止分开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在母亲中过去是一体的两个人分开了。母爱不仅应该允许这一分离，而且还应该希望并促成这一分离。只有在这个阶段，母爱才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时就要求母亲无私并能贡献出一切，除了被爱者的幸福一无所求，但恰恰在这点上许多母亲都失败了。自恋的、专制的和贪婪的妇女在孩子尚小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很疼爱孩子的母亲。但是当孩子处于同母亲分离的阶段时，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爱的妇女，那些觉得给比得更幸福的妇女，那些生命之根底很扎实的妇女才会继续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

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爱，这种忘我无私的母爱也许是爱的最困难的形式。但是由于母亲对孩子的爱是那么自然，所以往往给人一种容易做到的假象。正因为难以做到这点，所以只有那些有能力爱的妇女，那些热爱丈夫，热爱其他孩子，热爱陌生人和人类的妇女才能成为真正爱孩子的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能力爱的妇女当她们的孩子幼小时，可以是一个很娇惯孩子的母亲，但永远成不了爱孩子的母亲。检验这一点的试金石是看一个母亲愿意不愿意忍受同孩子的分离，以及在分离后能不能继续爱孩子。

3、性爱

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母爱是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爱，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按它们的本质，它们的爱不属于一个人。如果我爱我周围的人，我也爱所有的人，如果我爱我的一个孩子，我也爱其他的孩子以及所有需要我帮助的孩子。同这两种类型不同的是性爱，性爱要求完全彻底地实现合二为一，要求自己同他人完全融会。按其性质，这种类型的爱是专一的，不是包罗万象的，因此这种爱也是爱的最能迷惑人的形式。

首先这种爱常常会同“堕入情网”的爆炸式的经历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之间的所有隔阂突然都消失了。正像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按其本质这种突如其发的强烈感受是注定短命的。当陌生人成为亲密的人，就没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了，就不需要作出努力去达到真正的接近。爱者对被爱者的了解同对自己的了解一样多，也许我应该说——一样的少。如果体验对方达到一定的深度，那你对对方就不会那么熟悉——而克服两个人之间的障碍的奇迹就会一天天地重复。但大多数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了解得非常快，而且很快就觉得一览无余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只了解了人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内心。对他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亲密首先是通过性结合得以实现的。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同别人的隔离首先是一种肉体上的隔离，所以肉体的结合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克服人与人的隔离。

另外，对许多人来说还有一系列克服人与人隔离的方法。讲述自己的生活，叙述自己的希望和恐惧，谈出自己幼稚的或者不成熟的梦想，以及找到面对世界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克服人与人之间隔离的途径。甚至表露自己的愤怒和仇恨，毫无顾忌地交心也都被看出是亲密的表现。也许从中就能解释一些夫妇常常感受到的相互之间的那股不正常的吸引力：那就是只有当他们一起睡觉或者发泄了相互的憎恨后，他们会突然感到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类型的“亲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后果就是人们要在另一个人身上，在另一个陌生人身上寻求爱。而那个陌生人又会成为“亲密”的人，新的爱情经历又会是十分强烈和幸福，然后又逐渐消失，一直到希望进行新的征服，得到新的爱情的要求重又出现——并永远幻想着新的爱情会和以前完全不同。

同时性要求的欺骗性又会加强这种幻想。性要求的目的旨在达到结合，而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要求和为了释放折磨人的压力。这时对孤独的恐惧会加强这种要求，此外占有欲和被占有欲，虚荣心以及人的破坏性都会加强性要求——当然爱情也会加强这一要求。看起来性要求是同每一种强烈的感情混杂在一起，并因此而得到加剧，所以爱情也会加强这一要求。

大多数人认为性要求是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得出具有迷惑性的结论：即如果两个人互相愿意占有对方的身体，他们就是互爱了。爱情毫无疑问会引起性结合的要求，在有爱情的情况下，这种生理关系就不会带有占有或被占有的野心和欲望，而是充满了温柔。如果生理上的结合要求不是以爱情为基础，如果性爱不具有博爱的成分，那么只会造成一种纯生理的暂时的结合。性的吸引力虽然在一刹那间会造成两者结合的幻觉，但是如果没有爱情，在这次结合后留下来的只有陌生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没有缩校他们仍是一对陌生人，他们不是觉得羞愧，就是相互憎恨，因为他们比过去更强烈地感受到在幻觉消失后留下来的这种陌生感。温柔绝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性本能的升华，而是博爱的一种直接表现，既表现在爱的生理形式中，也表现在爱的非生理形式中。

性爱具有一种博爱和母爱都不具备的独占性。必须进一步研究性爱的这种独占性。性爱的这种独占性经常被错误地解释为是一种互为占有的联系。我们经常看到互为相爱，但对其他人却毫无情感的男女。他们的这种爱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自私，这些人往往把自己同所爱之人等同起来，并通过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的办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克服孤独。但正因为他们远远脱离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们之间实际上也是隔绝和互为陌生的，结合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幻觉。性爱是具有独占性，但同时也是通过爱一个人，进而爱全人类，爱一切生命。性爱的独占性只表现在我只同一个人完全地、即在灵魂和肉体上融会为一体。性爱只有在性结合这点上，在生活的全部范围彻底献身这一点上排斥他人，而不是在一个更深的博爱意义上。

如果男女双方确实相爱，他们的性爱就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从我生命的本质出发去爱对方，并且去体验对方的本质。人就其本质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既是整体的部分；又是整体，因此实际上爱谁都一样。从根本上来看爱情是意志的行为，是人作的一项把全部生命交付对方的决定。这一点也正是婚姻是不可解除的观点和许多传统婚姻形式的思想基矗在这些传统的婚姻形式中配偶不经自行选择，而是由被人挑血人们相信“先结婚，后恋爱”的说法。在现代西方世界这种观点被视为是完全错误的。人们认为爱情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反应，人们会突然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情所控制。这里人们只看到两个人的特点，而没有看到——所有的男人都是亚当的一部分，所有的女人都是夏娃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人们拒绝认识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矗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从这一立场出发也许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即爱情只是意志的行为，献身的行为，爱谁原则上不起任何作用。不管婚姻是别人撮合的还是自行决定的——一经缔结，意志应该能够保证爱情的继续存在。看起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的矛盾性和性爱的矛盾性。我们所有的人是一体——但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只存在一次、不可重复的生命。从我们都是一体的意义上来看，我们能从博爱出发爱每一个人；但从我们是不一样的角度出发，性爱就要求具有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完全是个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只存在于几个人，而不是在所有的人的中间。

　　因此这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性爱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是两个特殊的人之间绝无仅有的联系；另一种观点认为性爱只是意志的行为——都是正确的；也许应该这么说，真理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所以认为夫妇关系不好应该马上解除婚姻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解除婚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4、自爱

心理观察是否证实了在自爱和爱别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的观点？自爱和利己是一码事，还是互为对立？此外，现代人的利己难道确实是一种对具有一切理性和感情可能性的自我的爱，还是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利己同自爱完全一样还是利己恰恰是缺少自爱的结果呢？在我们用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利己和自爱以前，我们必须分析一下自爱和爱别人是相互排斥的这一错误的逻辑结论。如果把他人当作人来爱是美德，而不是罪恶的话，那么爱自己也应该是美德，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有关人的一切概念都与我有关。因此上述原则本身就是矛盾的。圣经中“爱他人如同爱己”的说法说明了对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的尊重，爱自己，理解自己同尊重、爱和谅解别人是不可分割的。爱我同爱另一个生命是紧密相连的。

这里我们就触及到了使我们得出这些结论的一些心理上的先决条件。概括如下：我们的感情和态度的对象不仅是其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互不矛盾，而是平行存在。从这一点出发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意味着爱别人和爱我们自己不是两者择一，恰恰相反：一切有能力爱别人的人必定也爱自己。原则上爱自己和爱别人是不可分的。真正的爱是内在创造力的表现，包括关怀、尊重、责任心和了解诸因素。爱不是一种消极的冲动情绪，而是积极追求被爱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追求的基础是人的爱的能力。

爱另外一个人这一事实就是爱的力量的具体体现。在爱中包含的原则上的肯定是针对所爱之人，而这个人又体现了人类以及人性。对一个人的爱包括了对所有这样的人的爱。“分工”的形式：爱自己的家庭却不爱他人，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对人类的爱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的爱的先决条件，尽管对人类的爱从其产生来看是通过对某些特定的人的爱发展起来的。

从中可以得出我自己也是我的爱的对象，同他人没有区别的结论。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是以爱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能力关怀人、尊重人，有无责任心和是否了解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他必然也爱自己，但如果他只爱别人，那他就是没有能力爱。

我们可以假设：爱自己和爱他人平行存在，——那我们如何来解释显然是排斥一切关心他人的利己呢？利己者只对自己感兴趣，一切为我所用，他们体会不到“给”的愉快，而只想“得”。周围的一切，凡是能从中取利的，他们才感兴趣。

利己者眼里只有自己，总是按照对自己是否有利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他们原则上没有爱的能力。这一结论难道不正好证明了对自己的关心和对别人的关心只能两者择一吗？是不是应该把利己和自爱看作是一回事才正确呢？但如果这么认为就完全错了，这一错误在自爱这个问题上已经导致许多不正确的结论。利己和自爱绝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互为矛盾的。利己的人不是太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缺乏对自己的爱和关心表明了这个人内心缺少生命力，并会使他感到空虚和失望。在必要时这个不幸和胆怯的人会通过各种其他的满足来弥补他失去的幸福。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关心自己，实际上只是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关心去掩盖和补充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利己者就是自恋者，他们把对别人的爱用到自己身上。利己者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这是对的，当他们也同样没有能力爱自己。

如果我们把利己同在一个过度忧虑的孩子的母亲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占有欲作一比较，就更容易了解什么是利己。母亲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她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地好，但另一方面她确实能感觉到对她宠爱的对象有一种几乎已经觉察不到的敌意。母亲之所以对孩子这么忧虑重重，并不是因为她太爱孩子，而是因为她要以此来弥补自己缺乏爱孩子的能力。

我们的这一关于利己本质的理论符合精神分析学家在治疗“忘我”症时所获得的经验。“忘我”是神经病的一种症兆，在为数不少的患者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症兆，只是这些人一般来说不是受这种症兆，而是受到与这一症兆有关的其他的病兆，如厌世、虚弱、失去工作能力和处理不好爱情问题等的折磨。但是“忘我”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被看作是一种病兆，在大多数情况下“忘我”被看作是值得自豪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性格特点。“忘我”的人一无所求，他只为“别人活着”，而且因为不重视自己而感到自豪。但一旦他发现，尽管他那么忘我可还是感到不幸，他同别人的关系仍然不令人满意，他就会感到吃惊。精神分析表明，这种“忘我”是一种病兆，而且常常会是主要病兆之一。患者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快活，他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在他的忘我后面隐藏着一种很强的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自私性，我们只有把他的“忘我”看作是一种病兆，使他克服缺乏创造力的缺点，也就是克服造成“忘我”以及其他病兆的根源，他才会得到痊愈。

忘我的本质特别表现在对其他人的影响上——在我们的文化中最常见的表现是“忘我”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影响。母亲认为孩子可以通过她的“忘我”认识到什么是被人爱，认识并学会什么是爱。但是她的“忘我”所造成的效果往往违背她的意愿。孩子们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是被人爱的；他们一个个胆小，紧张，担心受母亲的责备并想方设法满足母亲的愿望。一般来说他们会受到母亲的那种隐蔽在深处的对生活的敌意和恐惧的传染，他们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而不是认识到这点。总而言之，“忘我”的母亲的影响同利己者的影响并无多大区别，而且常常是前者甚于后者；因为母亲的忘我会阻止孩子对自己提出批评。孩子们的生活在一种不能使母亲失望的压力下，在道德的假面具下人们在教育他们要轻视生活。如果有机会，可以观察一下一个能真正自爱的母亲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可以确定，再没有比一个能自爱的母亲在体验爱情、欢乐和幸福方面对孩子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了。

爱克哈特(爱克哈特，中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他认为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通过自己的灵性，人即可与上帝合而为一，与万物混成一体，获得真正的自由。——译者注)有一句格言，最精辟地总结了关于自爱的思想。他说：“你若爱己，那就会爱所有的人如爱己。你若对一个人的爱少于爱己，如果你不是爱所有的人如同爱己，如果你不是在一个人身上爱所有的人——因为这个人就是上帝和人。一个既爱自己又爱他人如同爱己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值得这样评价的人。”

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

如果爱情是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成熟性格的人的一种能力，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个在一个特定社会生活的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这一社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的影响。当我们谈到当代西方社会的爱情时，我们要提出下列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一社会结构产生的精神是否会促进爱情的发展。提出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任何一个客观地观察我们西方生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爱情——博爱、母爱和性爱在西方是罕见的现象，许多假爱情的形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而这些假爱情的形式实际上只是爱情的衰亡的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作为调整一切经济活动，因此也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为基础的。货物市场决定进行货物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精力和技巧都变成价值，这些价值根据市场的条件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吧，一旦市场上没人问津，即使鞋本身是有用和必需的，也会失去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人的力气和技巧亦是如此。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资本的有利投资而劳动。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条件出售其劳动力，才不至于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价值的高低级别上。资本统治劳动力，无生命的物体要比劳动力，要比人的才能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价值要高。占有要高于存在。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有一些因素起了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不断地扩大，而小企业越来越受排挤。在大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权分开。几十万股票持有者是企业的“占有者”。管理企业的则是管理官僚阶层，他们虽然薪俸甚高，但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不仅对获取大量利润感兴趣，而且也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从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也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工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得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孤军作战。工人成为大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大工会也同样被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个人的主动性被官僚阶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劳动组织的特殊形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失去了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在一起协调工作的人。这些人对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但他们的口味是标准化的，既容易受到控制，又能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是一方面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并相信自己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原则和良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准备执行命令，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服服贴贴地进入社会这部机器中去，规规矩矩地听人摆布，自愿服从领导，盲目地受人指挥——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要不遗余力地干活，永远地发挥作用和力争晋升。

那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器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她的帮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强调结伴的精神，强调相互之间的宽容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日子起作用的是另一种爱情公式。那时性的相互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造成许多不幸婚姻的原因是夫妇在性生活上不能很好地“配合”，而根源是缺乏对性生活的正确态度，也就是一方或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握性生活的技巧。为了“消除”这种缺陷和帮助那些不能相爱的不幸的夫妇，许多书里都提供了各种正确的性态度的建议和说明，并多多少少许诺只要这样，幸福和爱情就会油然而生。其基本思想是：爱情是性生活得到满足的产物，如果男女双方学会在性生活上使对方满足，他俩就会相爱。这一点完全符合社会上流行的幻想，即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的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与此相反的观点才恰恰是正确的。

爱情不是性满足的结果，而是性的幸福，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也是爱情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证实这一观点，除了日常的观察外，还可以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多具体实例。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心理上的各种严重的或不太严重的阳痿形式——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技巧，而是这些男女的胆怯心理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害怕异性、憎恨异性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阻止他们献出自己和自发地行动，使他们在生理上无法忍受异性的靠近。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摆脱出来，即使有再多的性技术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这种病理学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其结局都是自觉地受苦。这些形式被精神分析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外行称为神经玻下面通过几个例子简明地说明一些经常出现的形式。

造成精神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阶段，成年后还在寻找儿童时代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始终是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但他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却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在严重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破坏其社会生活；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畴。

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父亲为中心或以母亲为中心的讨论。下面的例子与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病态爱情关系有关，也就是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同母亲的联系上。这些男子从来没有断奶，他们始终感到自己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母爱、温暖、关怀和欣赏。他们需要无条件的母爱——得到这种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这种爱，他们是母亲的孩子，弱小无力。这些人在企图赢得一个女子的爱时，往往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如果他们成功了，仍然会保持这副样子。但他们同这个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同对所有的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表面的，而且不负责任。他们的目的是被人爱，而不是爱自己。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没有完全暴露的远大志向。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妻子，他们就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占了全世界的上风；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妻子不再符合他的想象，就会出现冲突和摩擦。如果他妻子不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准备原谅他的外遇（或者不流露对此有一种颇为欣赏的兴趣），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失望。一般来说他还会用“妻子不爱他，自私或者专制”的说法把他的这种感情简单化。很明显，“慈母”对她的令人着迷的“儿子”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被看作是缺乏爱情的表现。这些男子一般来说把他们的文雅举止，和他们愿意使别人高兴的愿望同真正的爱情混淆起来，并因此得出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结论。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恋人，对妻子的不满抱怨不休。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男子才能正常地生活。如果他们的母亲是以一种升华的方式“爱他”（也许她虽然专制，但不具有破坏性），如果他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是相同的类型，如果他的特殊才能能使他发挥他的魅力和赢得他人的欣赏（某些杰出的政治家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他已经是“很好地纳入”社会。即使他从来没有达到一个更成熟的精神高度。但是在不少上面所说的有利条件下——当然这是一种更经济的情况——他的爱情升华（尽管不少他们的社会生活）会是巨大的失望；当这种类型的人一旦觉得他被众人所抛弃，就会出现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强烈恐惧和厌世的念头。

在另一种给位严重的病态爱情形式中，患者同母亲的联系更深，也更缺乏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形象地说，问题不在于病人想回到母亲爱护的双臂之中或者给予养料的乳房，而是回到母球接受一切——和破坏一切——的怀抱里。如果说精神健康的本质在于脱离母亲的子宫，进入世界，那么严重精神病的本质就是被母体所吸引，要重新回到母体——也就是被夺走生命。这种联系往往出现在和母亲的关系中，他们的母亲以这种接受——破坏的方式同孩子联系在一起。又时她们是以爱的名义，有时是以履行责任的名义要在自己身上保留孩子，保留成长的孩子以及成年后的孩子。只有通过她们，孩子才能呼吸。这些男子除了一些侮辱女性的表面关系外不可能爱别的女人。她们不能自由和独立，而只能永远是一个残废者或者是一个罪犯。

母亲的具有破坏性的侵吞性的一面是母亲形象中坏的一面。母亲不仅能赋予生命，而且能夺走生命。母亲是活跃生活、也是破坏生活之人。她能创造爱的奇迹——但没有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宗教的象征中（如印度女神时母和在梦的象征中都可以经常找到母亲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

神经机能病态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可以从同父亲相关的病例中找到。

一个相应的例子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性冷淡感情内向的母亲，而父亲却把他的爱和全部的兴趣倾注在孩子身上（这一部分是母亲冷淡的结果）。他是一个“好父亲”，同时也很专横。他如果对儿子的行为满意，他就称赞他，送给他礼物，对他很亲切。一旦他对儿子不满，他就会退居一旁或者咒骂儿子。除了父亲的疼爱以为一无所有的孩子就以一种奴隶的方式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主要目标就是要使父亲高兴——如果他做到了，他就感到幸福、安全和满足。但如果他犯了错误，做了错事，如果他不能讨父亲的欢心，他就感到空虚、没人爱他或受到唾弃。再后来的生活中，这个人总之寻找一个他能以同样的方式与之联系的父亲形象。他的一生始终是依照他说否得到父亲的称赞而上下起落。在社会上这些人常常能获得很大的成功，他们认真、值得信赖和勤奋——先决条件是他们所选定的父亲形象要善于正确地对待他们。他们同女仔的关系则是小心翼翼和有距离的。妇女对他们来说没有中心意义；他们一般对妇女颇有点轻视，这种轻视往往被他们对妇女的像父亲对小姑娘那般的关系所掩饰。一开始，由于他们的男性特点，他们会给妇女留下一些印象；但是一旦嫁给这些男子的妇女发现他们自己在丈夫的生活中只起第二位作用，——而父亲的形象其主要作用——，她们就会越来越失望。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如果其中碰巧也是一父亲为中心的类型——这样她同一个对待她如同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样的男子在一起就会感到幸福。

更为复杂的病态爱情形式往往出现在下面的那种人身上，这些人的父母互不相爱，但又善于控制自己，他们既不争吵也不流露自己的不满。同时这些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很不自然。一个姑娘在叫里感受到的只是“规规矩矩”的气氛，但同父亲或母亲没有很多接触，因此留在姑娘心中的只是混乱和害怕的清晰。这个姑娘永远不知道父母的感受和想法。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知和空虚的成分。后果是姑娘完全隐退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而她的这一态度一直可以保持到她后来的爱情关系中去。另外这种回避也是不断滋长的恐惧情绪以及在这个世界无根底的感受所致，最终会导致被虐癖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体验强力刺激的唯一机会。这些妇女常常愿意他们的丈夫和她们吵闹，而不是正常地、理智地与他们相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她们暂时地失去紧张和恐惧的感受。因此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去激怒丈夫，一结束折磨人的空虚。

下面还将介绍几种经常出现的非理性的爱情形式，但不再分析原因——即同年时代发展的一些特殊因素。

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之人被当做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受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发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伟大的爱情；但是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强烈性和深度性却表现了那些恋爱者的饥渴和孤独。也许不必过分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爱情形式相结合的男女在严重的情况下会给人一对疯子的印象。

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不是存在于同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那些无力拆除自己与伴侣之间那堵高墙的男女，当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悲欢离合的情侣时，会身临其境，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许多夫妇来说，银幕是他们体验爱情的唯一可能性——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两个人会一起成为他人爱恋故事的观众。这要爱情是一个白日梦，他们就能加入进来，但如果爱情成为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他们就僵化了。

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吧现时推移到过去，一队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情况和幻想未来的爱情完全一样。不知有多少定过婚的男女或新婚夫妇仍在憧憬未来爱情的想法，尽管她们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方的无聊。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在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但不是现时。他们满怀感伤地回忆童年和母亲——或者为未来制定伟大的计划。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吧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神经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同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些人对他人的每一个细微错误的反应都十分灵敏，而对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却不闻不问，他们永远是在考虑如何指责对方或者教育对方。如果——常常是这种情况——男女双方都热衷于这么做，那他们俩之间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如果我们是专横或无主见的，我就指责对方有这些缺点，并且根据我的性格不是要求他改正就是为此要惩罚他。而对方也同我一样地行事——这样两个人都能回避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两个人也就不能采取使他们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步骤。

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首先这种反射常常反射在希望生孩子的愿望上。有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他的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这必然会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造成失败的结果。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只能有自己解决，而不能通过一个代理者。另外一个原因是有这种打算的人恰恰缺乏必要的能力、以引导孩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孩子还往往被当作投射的对象，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父母常使用的理论就是为了使孩子不是去一个共同的家，所以不愿离婚。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样的“共同的家”中笼罩着的那种紧张和不幸的气氛往往比公开的决裂对孩子的损害更大，因为公开的决裂至少表示一个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勇敢地决定来借宿无法忍受的状况。

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经常出现的错误,一种幻想，即认为爱情必定意味没有冲突。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痛苦和悲伤”的世俗之见，所以现代人也认为，爱情就是意味着没有冲突。他们还以他们所见之争吵都是毁灭性的争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事实作为理论依据。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真正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分歧而已，而这些小事按其本质来看是无法澄清或者无法解决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冲突——那些不应该被遮掩，也不应该投射到别处的冲突，那些属于人的内在现实并能在人的心灵深处体验到的冲突——绝不是毁灭性的。这些冲突会得到澄清，会带来一种净化，从而是双方能变得更有知识，更坚强。现在我得把我上面讲过的东西再强调一下。

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都又能脱离自我中心去体验自己。只有这种“中心体验”才是人的现实，才是生活，才是爱情的基础。这样体验到的爱情是不断地挑战，这种爱情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觉地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爱情的存在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双方联系的深度和每个所爱之人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的唯一成果。”

正如自动机器不能相爱一样，自动机器也不可能爱神，因此神爱所达到的衰亡程度与人爱的衰亡程度相等。这一事实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生在我们时代的宗教复兴的见证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荒唐的了。我们所经历的（即使有例外）无非是回到把神偶像化的时代，和把对神的爱变成符合异化了的人的性格结构。从新捡起把神偶像化的做法是很容易识破的。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胆小怕事，没有原则，也没有信赖，除了活下去外没有任何目标，因此他们仍然是孩子并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得救于父亲或母亲。在宗教文化中，譬如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中，就是一般人都把神看作是帮助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他们对待神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们把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看作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可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种努力了。日常生活同一切宗教价值已截然分开。生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我们在世界范畴内活动的原则基础是冷漠和自私（后者常常被“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能动性”的叫法所取代）。生活在真正宗教文化中的人也许可以同一个八岁的儿童相比较，儿童一方面把父亲看作是拯救者，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开始把父亲的教诲和原则接受到自己生活中去。而现代人却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只有需要夫妻时才招呼他，而自己一个人能玩时，也会很高兴。

爱的实践

行使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木匠艺术、医疗技术和爱的艺术都是如此。首先要求有纪律。如果没有纪律，我将会一事无成。如果我是凭一时的“兴致”去行事，这也许会成为使我感到愉快的一种嗜好，但我永远成不了大师。这里所指的纪律不是实践一门特殊艺术所要求的纪律（如每天要坚持练习几个小时），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纪律。也许有人会说，对当代人来说莫过于比学校纪律更容易的事了；难道当代人不是每天都要遵守劳动八小时的纪律吗？但实际情况是，在工作之外人很少能表现出一点自我纪律来。一旦他不工作，就十分懒散，无所事事——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表达就是他想“轻视一下”。但恰恰是这种什么也不想干的意愿是对生活秩序作出的一种反响。正因为人们被迫每天八小时为别人的目标付出力气，以一种劳动节奏规定的方式工作，所以他就要反叛，而这种反叛就采取了无所作为的态度。另外他在反对权威的斗争中对每一种纪律都已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管这种纪律是非理性的权威强加给自己的还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理性的纪律。但如果没有纪律，生活就会七零八落、混乱和没有集中。

集中是掌握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了。每一个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集中比自我纪律还有罕见，我们的文化已经导致一种非集中的、分散的、史无前例的生还方式。人们往往同时干几件事：看书、听收音机、谈话、抽烟、吃饭和喝酒。人成为消费者，张开大嘴坐着，贪婪地吞下一切东西：画片、烧酒和知识。这种缺乏集中的想象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一个人安静的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看书和不喝酒。他们很快就会变得不安起来，他们一定要动嘴或者动手。（抽烟就是缺乏集中的一个症状，抽烟的人即动手、动嘴、也懂眼睛和鼻子。）

第三个因素是耐心。学过艺术的人都值得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想尽可能快的取得结果的人永远也学不会一门艺术。尽管如此，对现代人来说耐心同纪律和集中一样是难以做到的。我们整个工业系统提倡的恰恰是耐心的反面，那就是要快。我们所有的机器都是为了达到快的目的：汽车和飞机把我们很快地送到预定的地点——而且要越快越好。以一半的世界生产同样多的产品的机器要比旧的和运转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是正如同许多其他的方面一样，这一点也体现了人的价值原是由经济价值所决定。对机器是好的东西必然对人也是好的——这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现代人认为如果他不很快地处理事情，就会失去时间，可他并不知道他如何利用他由此赢得的时间——除了只会无聊地打发时间。学会一门艺术还有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掌握这门艺术要有极大的兴趣。如果一门艺术没有最高意义的话，那没有一个学徒会学这门艺术。他最多成为一名业余能手，但不可能成为大师。这一条件对爱的艺术如同对其他的艺术一样同为重要。但看起来，在爱的艺术中，业余能手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大师。

在谈及学会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时还必须提及一点，那就是人们从来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地学会一门艺术，而总是间接地学会这门艺术。一开始人们必须学会许多其他的、而且看起来经常是同这门艺术无关的东西，然后才开始学子这门艺术。木匠学徒要先学会刨木头，学钢琴的人要先练习音阶，而学习禅宗射箭艺术的人则要先练习呼吸。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必须把一生献给这门艺术。在实践这门艺术时，自己要成为工具并保持一定的状态，以适应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点在实践爱的艺术上就意味着所有想成为大师的人应该把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训练纪律、集中和耐心作为实践爱的艺术的开端。

那么如何训练纪律呢？我们的爷爷辈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会建议我们早起，不要过奢华的生活，要努力工作。但这种类型的纪律也有不利的一面。这种纪律死板，是把节余的道德放在首位，并且在很多方面与生活为敌。但作为对这类纪律的回答，今天越来越大的倾向是以一种怀疑的目光来对待每种纪律，并以一种懒洋洋的无所事事来找到八小时之外的平衡点。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按时进行一定的活动，如禅坐、看书、听音乐和散步，不做或者有限度地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是如看侦探小说和电影，不暴饮暴食——这些都是明显的基本要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纪律看作是外部强加的东西，而应该成为自我意志的体现，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愉快，并且逐渐习惯于一种生活态度，一旦放弃它，便会若有所思。我们西方扔对纪律观念最令人遗憾的看法（对其他的到底亦是如此）是，他们认为纪律必会使人难受或不适，纪律只有达到这种效果，才是“有用的”。但是东方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身心有益的东西必定使人舒适，即使开始的时候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人很难做到集中，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对培养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学会一个人单独呆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和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呆着——而这种能力优势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情无关。是否能一个人呆着居然成为有无能力爱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会令人奇怪。但每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知道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坐立不安，甚至会感到有点害怕。于是他就会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放弃练习辩护，他会说一个人呆着毫无意义，是愚蠢的，太浪费时间，等等。他在练习的过程中还会确定，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困扰你。他会突然发现他正在打算这一天还能干些什么，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考虑今天晚上上哪里去。但是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指挥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费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在同别人的关系中要记住首先就意味着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听别人讲话，而且还帮对方出主意，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不重视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地回答对方。后果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记住地听对方讲话，就会跟疲倦。可他们想错了，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很难入睡。集中意味着要完全地在现时地生活，而不是赶着这事想那事。那些相爱的人应当首先练习集中，这事理所当然的。他们必须学会亲近对方并向对方开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相互回避。万事开头难，这句俗话对练习集中也适用。人们常常会有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所以显而易见练习集中还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学会每一种事都要有一个过程，都应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那就永远不会学会集中。要想知道什么是耐心，只有观察幼儿学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还是坚持着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为止。有孩子学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会作出多么大的成绩啊！

集中还要求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释呢？难道应该不断思考自己、“分析”自己，还是别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对一部机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许就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汽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总是很警觉的，任何一种细微的声响和马达功能的变化都不会被他放过。统一开车的人对马路表面的变化、前后车辆的速度及方向变化也十分灵敏。尽管如此开车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现象，他只是处在一种清醒状态之中，对他所集中于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做出反应。

我们用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做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对一个生命的清醒的关注。在婴儿还没有表达以前，母亲就能感觉到婴儿体内的一些变化、他的愿望和需要。婴儿一叫或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虽然平时比这更响的声音都不会吵醒她。这说明了母亲对孩子的每一种生命的表现都是很清醒的，母亲即不害怕，也不担心，而是助于一种清醒的平衡状态，能接受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清醒地面对自己。譬如在感觉到累或者消沉的时候，不应该听之任之和用随时可以捡来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剧这种感受，而应该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那么一蹶不振？同样在我们生气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在我们开始想入非非的时候，都应该这样问自己。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终于的是要觉察内心的活动，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这样我们就此次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在向我们讲述，为什么会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对自己体内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警觉性；能感觉到每种变化和甚至能发现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注意身体的变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电脑上对心灵变化就不可能那么灵敏，因为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保持清醒的人。对他们来说，衡量内心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或者是他们加入的社会集团，只有他们同这一标准没有区别，他们就决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兴趣去观察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譬如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或者一个独立完整的、具有勇气和能集中干事的人。为了能清醒地面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设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地、活跃地、充满人性地发挥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既没有在童年时代，也没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又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对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但这个问题却击中了我们教育制度的要害。

在传授知识方面，我们忘记了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作重要的教诲，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和慈爱的人的现身教育。在外面自己文化的某系阶段，或者在中国和印度，最有影响的是德高望重的人。教师不仅或不首先是传授知识，他的任务还包括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人的品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也适用于俄国共产主义，值得钦佩和作为榜样的人绝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质。电影明星、播音员，一些新闻记者以及政界和经济界的巨头是老百姓的榜样。这些人的主要资本常常是因为他们能够扬名四海。但尽管如此，情况还不至于糟到使人绝望。如果我们想一想，像阿尔贝特-施威策这样的人能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名，如果我们看到有许多可行的办法，能使我们的青年一代熟悉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优秀人物，并通过这些人了解人能不断完善自己，如果我们想到文学和所有艺术的那些不朽之作，我们就相信有可能去传授人应该如何清醒地、充满活力的生活。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很可能会面临有一天我们整个的文化传统崩溃的下场。我们的文化传统首先不是以传授一些思想和知识为基础，而是传授做人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后代不在能经历这一传统，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就会崩溃，即使人们孩子继续不断地传授和发展知识。

上面我们分析了在行驶所有艺术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在我要谈一下掌握爱情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的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食物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都有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有强烈的联系。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没有客观性的极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客观事物没有开放的能力。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现实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内心，就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他内心世界的象征，只是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梦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象征内心活动，即使如此，睡梦中的无名还是深信梦里发生的事同我们在清醒状态感觉到的现实一样真实。

但是梦和精神病仅仅是缺乏客观性的极端例子。我们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个非客观的图像，一个被我们的自恋倾向所歪曲了的图像。难道还需要我举例说明吗？只要我们观察自己和邻居或者看报的话，是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的，只是由于自恋的程度不一，歪曲客观的程度也有高低。譬如一位妇女打电话给他的医生，告诉他，她很想当日下午去他那儿看病。医生说，他今天下午没有空，明天下午才有空。可能个妇女却说：“医生，可我住的地方离您那儿才五分钟的路！”这位妇女不能理解她住的虽然近却不能节省医生的时间。她完全是从自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因为她节省了时间，所以医生也节省了时间。对她来说“我”是唯一的现实。

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或者也许仅仅是不能吗明显而已——常常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真不知有多少父母首先关兴趣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否听话，是否使他们高兴等等，而不是孩子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是怎么经历的——当然这些经历与父母无关。真不知有多少丈夫认为他们的妻子很专横，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己同母亲的幼稚的联系而把妻子的被一个要求解释为是限制他们的“自由”。真不知又有多少妻子认为她们的丈夫无能或者软弱，而实际上仅仅是因为丈夫不符合他们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光彩夺目的骑士啊！

对其他民族缺乏客观性就更常见，也更具有危险性。一个民族会突然地把另一个民族看成是劣等的和敌对的，却自认为本民族体系一切优秀的和高贵的品质。敌人的行为用一种尺度衡量，而自己的行为却用另一种尺度衡量。甚至敌人的善意举动也被看作是险恶用心的产物，只是为了遮住我们和世界的眼目而已，可另一面有用高贵的动机来为自己的坏行为辩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得出下列结论：客观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恋是常规。

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的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取决于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我们应该一辈子为此努力。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

我想学会爱的艺术，我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客观，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态度。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人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实际面目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理智和客观。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以为对其他人就不需要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种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什么是信仰?难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别的宗教教义?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对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没有根底的知识呢?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理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已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为对的思想内容有关的东西。